读贾平凹的小说，时常可以感受到弥漫其间的那种淡淡的苦痛，那种面对世事及人的命运的无奈，或那种无可摆脱的被现实煎熬着的忧虑。长篇近作《高老庄》也不例外。他在《〈高老庄〉后记》中说：“我的出身和我的生存的环境决定了我的平民地位和写作的民间视角，关怀和忧患时下的中国是我的天职。”我相信他的这种表述。
他在《后记》中还说：“我终生要感激的是我生活在商州和西安两地，具有典型的商州民间传统文化和西安官方传统文化孕育了我作为作家的素养，而在传统文化的其中淫浸愈久，愈知传统文化带给我的痛苦，愈对其的种种弊害深恶痛绝。”平凹的“根”在农村。他是乡下人，但又不是乡下人。他对“根据地”的感情是毋庸置疑的，但正是这样的感情给他带来了难以克制的苦痛与忧虑，乃至命定的慨叹，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个动荡漂流的特别时代。他在各式各样的文化冲突及理想速成狂潮的夹缝里挣扎，但又不乏冷静沉着的洞观。他要撕开的，便是遮盖着人的生存现实的装饰与表象。他的感触与理解，尤其是他的想象力及叙述才能，使他选择了“高老庄”——作为真正的“卷入现实”的契机或艺术通道，也作为兑现小说观念的场所，一切关于“高老庄”的人生、人性、人的生存状态或精神景况的生动展现，都在说明着贾平凹作为小说家的成熟。“青天一鹤见精神”，《高老庄》让人从平实而富有张力的叙述中窥见了叙述者诚恳的灵魂：悲凉，凄苦，焦灼，因崇信命运而惆怅。
《高老庄》的故事并不复杂，从表面上看，甚至还有点儿流水帐式的“琐碎”——小说只是把主人公子路逐回了故乡，且让他带着很现代也很善良天真的年轻妻子西夏。返乡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奠祭亡灵、即按乡俗为父亲“过三周年”，不管主人公是否出于自觉，其间因了“根”的牵扯而总给人留下光宗耀祖的腐旧味。已经是大学教授的子路长期栖居城市，有学问也有名望，而妻子西夏则是典型的现代知识女性（或现阶段的文化工作者），但当他们一踏上“高老庄”的土地，复杂的精神冲撞便随之发生，而那种缠绕不清的感情纠葛也悄然降临……。为了表达对父恩及乡情的虔诚与怀念，子路竭力将自己还原为“高老庄”的一员，而西夏呢，在很大程度上为丈夫而入乡随俗，尽一切可能把自己融入那个古老得即将坍塌的村庄，但还是以无奈告终。子路具有双重身份：游子与教授。可他已不属于哺育了他的故土，而“高老庄”也不是先前的“高老庄”。一切都变了。痛苦的子路热泪长流，在父亲的墓前磕头作最后的告别，说自己“恐怕再也不回来了”。乐观的充满乌托邦精神的西夏“暂时”留在了“高老庄”，但她能做什么？她的想象改变不了“高老庄”的命运；“高老庄”的振兴自有属于那片土地的规则。她只是在“有白塔的那个地方”，发现了天空上的“圆盘”，而且“倏忽又消失了”；谁也不关心她的发现，众人与她一样，倾听到的是迷胡叔的琴声，古老，凄楚，哀怨，而琴声中飘飘然然的则是幽灵与亡灵……
游子携妻返乡的故事虽则跌宕不起来，却把“高老庄”的包括精神感情状态在内的生活风景推到了读者的面前，原汁原味，极富韵味；其传达的丰富性、寓意性、思情张力及容量的可能程度，则把想象中的“高老庄”凝聚或幻化为一种社会动荡的象喻，一种“人的过程”的缩影，一种充斥着冲突的文化漂流的预示，甚至是一种与社会裂变相关的进步和堕落的形象勾勒。面对历史或悠久传统的遗存及沿袭，我们无权简单地指责“高老庄”的贫困、落后、愚昧，以及那种缓慢进步中的守旧与迷惘，而《高老庄》所描写的人的生存风景，也绝不止于“高老庄”——其中容纳与潜伏着的，无疑是现存社会的种种冲突与尴尬：被意识到的或没有被意识到的。贾平凹说：“大风刮来，所有的草木都要摇曳，而钟声依然是悠远而舒缓地穿越空间……”，我想，这便是我们面对的“现实”了；不仅仅是“高老庄”的现实，或其它乡村社会的现实，而且是一种人的现实，一种必然而又让人惆怅无奈的生存现实呵！
贾平凹说自己“不是现实主义作家”，“却应该算作一位诗人”。这既是对自己的误解，也是对自己的最高褒扬。因为无论怎样说，他是一位极富现实主义精神的小说家，但他又不是那种仅仅满足于状写生活原貌的作家；他的小说叙述拥有一种诗的结构或诗的意象性。《高老庄》就是如此。我之所以说《高老庄》显示了贾平凹小说创作的成熟，原因也在于小说中的“诗”的融贯。当然，这里所说的“诗”绝不是那种简单的抒情或“煽情”，而是指小说叙述中的“言外之意”或“弦外之音”，是指具象展现背后所流动所漫溢的寓言般的意蕴（无穷无限的寓意），就如贾平凹在《后记》中所称的：“我的初衷里是要求我尽量原生态地写出生活的流动，行文越实越好，但整体上却极力去张扬我的意象。”这可以算作是贾平凹为自己的《高老庄》所标示的导读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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